（来源：国家数字文化网）

靳宗伟

创作的灵感和素材，往往就蕴藏在日常生活中，因此，我们的创作尤其是群众文艺作品的创作，也应如花开花落、高山流水般自然，才符合创作的规律。

对生活的真情触摸

记得我刚毕业分配到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时，正赶上国家发起并组织实施编纂十部“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”(简称“十部文艺集成志书”)的工作。在开始相关普查工作以前，我对民间音乐的了解还仅限于书本上的那么一点点认识。自认为“西洋唱法”和“和声学”学得不错的我，由于缺乏对俚语、民间乐音特殊规律的了解，在工作中出尽了洋相、吃尽了苦头，幸亏深谙民间乐音规律的老师们手把手地指导，我才慢慢适应。当我们手提“砖头块”录音机，脚踩自行车，真正深入到田间地头，和扛锹舞锄的民间艺术家们一起喝着渠里的泥汤水，嚼着用衣襟儿擦过的黄萝卜;抑或是盘腿坐在农家小炕桌前，散酒配着小菜，彼此无拘无束地“谝”和忘形地“嚎”的时候，我完全被我最初认为土得掉渣、毫无艺术可言的民间艺术深深地打动了。那古朴纯真的艺术感染力令我如痴如醉，使我似饿急了的乳儿，大口大口地吮吸着甘甜的民间艺术乳汁。

那时，我如着了魔一般兴致勃勃地在各地搜集民间艺术资料与素材，并分门别类地记录整理，丝毫不敢怠慢。一路普查走下来，收获不小，也因此顺利完成了“民间歌曲”“民间乐曲”“宗教音乐”“曲艺音乐”“舞蹈音乐”“戏曲音乐”的集成工作。

在不断的实践中，我从人们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中，逐渐认识到了音乐在他们生活中的价值，也感受着他们的精神世界，在他们说、乐、歌、舞的艺术呈现中，我听到了中国传统音乐和、静、淡、雅、坚、韧、宏、大之真谛。

在参加完“十部文艺集成志书”的相关普查工作后，我利用手中的素材和凭借自身感悟，创作了我的处女作——回族民间自娱性乐器曲《回乡掠影》，并于1992年携此作品参加了由文化部等单位主办的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比赛，获得了“繁荣奖”。后来，我创作的歌曲《六盘山亮了》获得了群星奖银奖，以我创作的音乐所编排的舞蹈《待嫁的阿伊莎》获得了第三届全国回族舞蹈比赛金奖等。可以说，对生活的真情触摸使我受益终身。

对群文创作的新认识

近30年的工作和创作实践，使我对群文创作有了新的认识。

其一，群文创作所具有的自然表达属性，决定了其鲜活的本质。文艺创作其实是创作者对于这个客观世界观察的能动反映，是对身边人的所思所想、所作所为进行观察后产生的感悟和思索，再通过某种艺术形式予以表达的过程。这是自然而客观的规律，循着这个规律我们就有了“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”的文艺创作方针。实践使我认识到，在“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”的逻辑关联中，“源于生活”在创作中极具决定作用，应该处于创作的第一要素。群众是生活的创造者，有着丰富的实践观察和积累，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技术指导和支持，往往感性思维多于理性思维。尽管在现代艺术创作理念中，大多数民间创作只能作为再创作素材，但群众创作所具有的鲜活、朴实的气息和接地气、易理解的特质是与生俱来、无可取代的。

其二，群文创作需要展示平台和激励机制。长期以来，尤其是近几年，由于艺术创作价值取向的扭曲，许多优秀的群众文艺创作难以得到重视。比如，各省(区)都有文艺精品创作经费，动辄数千万元，但都用于专业剧目的制作，目的多数是为了冲击大奖，而对于群众对作品是否接受和欣赏、作品是否具有社会教化作用及市场价值，却很少有人关注和考量。相比之下，群文创作则缺少展示平台和资金支持，使得群文创作的表达诉求得不到满足，群文创作人才日渐萧条，面临着实践原创和二度艺术创作素材的锐减。

对于像我这样长期生活在回族地区的文化工作者来说，我们都对民族艺术充满了热爱和敬畏，很清楚情感的表达始终需要一个实现媒介。在推进群众文艺创作方面，我们一直在试图搭建一些长效且有张力的平台。比如，自1989年以来，我们创建了“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”，为数千名民歌手提供了交流学习、推进提高的机会。这一活动至今已举办了12届，先后有200多个改编和创作的民歌作品在这个平台上得到展示。我馆有21个编创作品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展示，其中歌曲《六盘山亮了》和《哥是阳沟妹是水》不但获得“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”金奖，还获得了文化部群星奖。2013年，“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”还获得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化部群星奖项目类表彰。

2013年，宁夏回族自治区决定每年举办“‘欢乐宁夏’全区群众文艺会演”，旨在为群众创作搭建一个常态的展示和激励的平台。两年来，有数百件群众创作的优秀舞蹈、小品、歌曲、器乐、曲艺在会演中进行展示并获奖，其中我馆以回族婚俗为题材创作的舞蹈《待嫁的阿伊莎》、小品《绣家园》等获得“‘欢乐宁夏’全区群众文艺会演”金奖。

作者简介

靳宗伟，生于1958年，现为宁夏文化馆馆长、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。热衷于民间文化，尤其对民间音乐颇有研究，创作的音乐作品多次获奖，并出版有《宁夏宗教音乐》、《宁夏花儿精粹》等。